具体地说，这种新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其方法手段是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
这样，宪法和法律的作用就是为政府运用行政权力推动整个经济运行服务，使之成为实现行政权力的手段和工具，而行政权力却不受法律的约束。第三，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由法律支配权力的法治实际上就是民主政治。
但是，如果宪法没有应有的权威，那么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核心的国家机关体系就没有足够的权能。〔19〕二、宪法至上的内在精神：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近现代的所谓法即公意的表现，所以法治在内在价值和基本精神上主要是二层：第一是权与法，法律要支配权力。尽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走向了一个崭新时期，但这十几年来的中国法治之路却叫人欢喜叫人忧。尽管在理论上宪法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国家根本法，但在实际生活中，宪法的地位远不如一些部门法。甚至于可以说，没有宪法的颁布，或者虽有宪法文本但没有宪法的至上权威，民主政治就绝无可能。
权力是一种支配、控制和管理的力量，当它可以不受限制地被运用的时候，往往呈现出无限扩张的异化倾向。（三）法治有赖于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但离开了宪法至上，法治就没有了存在的前提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说白了，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理论所遇到的理论难题，就在于它没有区分权利与权利的条件，实际上这两者在逻辑上是应当分开的。
那么，住宅自由是否具有这样的积极受益权功能，它是否还包含国家承担帮助公民获得住房的义务？基本权利的功能理论正式提出了这样的主张。[46]不过，这样一来却更削弱了防御权-受益权功能概念的学术意义。[18] Alf Ross, T?-T?, 70 Harv.L.Rev.812,819(1957).[19] 张翔著：《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另外，基本权利的功能理论将国家承担的司法审判义务认作是基本权利受益权功能的体现，这似乎也存在理论上的难题。
参见廖丹：《宪法中住宅概念之研究》，《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更为重要的是，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的理论构建只是德国基本法上的解释方案，它虽然能够很好地应对德国基本法上基本权利规范的解释问题，但它未必合乎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理论。
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依然有赖于自由权-社会权的概念，即对于自由权而言，防御权功能居于主导地位。[33]实际上，这种说法不过是诉权理论上实体权益根据说的另一种说法而已。[3] 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证，参见张翔著：《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3页。如果这种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将是整个基本权利理论的终结。
这两句所指向的对象都是消极性的，即防止国家对住宅自由的侵犯。所以说，公民的每项基本权利都应当具有‘司法受益权功能。[43] [德]Hans D?lle著，王泽鉴译：《法学上之发现》，载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其次，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我国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将住宅不受侵犯与人身自由予以同条规定，[7]这也显示出住宅自由具有与人身自由相似的属性，即自由权的属性。
[15]我国学者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上的用词差别，因此将adequate housing小心翼翼地翻译为充足住房权，[16]以示与住宅自由的区别。[4]正是面对基本权利的综合性质带来的基本权利类型化上的难题，有学者提出了基本权利功能的理论，主张通过界定基本权利的功能来对基本权利的多重性质进行分层，从而在源头上避免因基本权利的多重性质而带来的其与国家义务对应关系上的多层次性。
[16] A.埃德：《国际人权法中的充足水准权》，载刘海年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国家保护义务是一种客观法上的义务，公民对此并不享有相应的请求权。
[德]齐佩利乌斯著，金振豹译：《法学方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考虑到我国宪法对社会权有着细致的规定，而无需通过自由权的受益权功能来做迂回式的论证，这使人不得不怀疑受益权功能的概念在我国基本权利理论构建上的必要性。[14] 王宏哲：《适足住房权的国家义务》，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26]反过来说，如果将权利和权利的条件不予区分，则宪法只需规定人格尊严这一项基本权利即可，而根本没有必要规定各单项基本权利，因为几乎所有单项基本权利所要求国家承担的义务，都可以从人格尊严的条件中找到出处：人格尊严的保护需要个人有住房以获得私生活的安宁，因此可以推导出国家帮助提供住房的义务，由此宪法无需规定住房权。这种差别与其说是量上的，还不如说是质上的，将它们统称为受益权功能未必妥当。换言之，住宅自由具有一定的受益权功能。
[14]与此相关的是，从比较法上看，很多国家的宪法都同时规定了这两项基本权利。我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住房权，但结合宪法第33条的人权条款对宪法第14条第3款进行解释，也能够为住房权在宪法上找到依据。
[46] 张翔著：《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其三，国家承担对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义务是国家在私力救济消失后必然承担的一项义务，从历史的角度看甚至是最早产生的国家义务，可以说它是前宪法时代的国家义务。
换言之，它在这里是将权利的条件当成了权利的内容。[18]因此，为了简化对法律论题的表达，人们在宪法学上将国家对于住宅自由所承担的若干积极义务称为受益权功能，这个概念只是对既有相关法律规则之内容的概括和抽象，而万不能从受益权功能这个概念出发再演绎出没有法条依据的新内容来。
另外，基本权利的功能理论将国家进行司法审判的义务归结为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而没有看到司法审判义务与国家提供利益的义务存在着质的差别。[37] 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无论何人，其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的，均可提起诉讼。日本宪法第32条：任何人在法院接受审判的权利不得剥夺。应当认识到，对基本权利条款的任何解释都不应当只作简单的文义理解。
与此同理，宪法第42-47条没有使用任何禁止性的语言，它使用了诸如创造、加强、改善、提高、发展、培养等语词，均体现了对国家积极介入的要求，这是它们的共同特征。这进一步说明，只有在自由权-社会权概念的基础上，防御权-受益权功能的概念才有其意义。
质言之，因为每项基本权利都具有综合性质，因此每项基本权利所针对的国家义务也具有符合性，有的是积极义务，有的是消极义务，杂乱无章，故此很难对国家义务进行体系化和类型化的处理。之所以会有这样令人讶异的误读，或许就在于由受益权功能的概念出发进行的错误建构。
例如我国《刑法》第245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0条规定有对非法搜查住宅和非法侵入住宅的刑事责任和行政法责任，这就是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一种体现。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防御权-受益权功能的概念，还是自由权-社会权的概念，都不是制定法上的概念，而是法学概念。
当人们面对各项基本权利条款，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规范方式上的差异。联合国于1966年12月16日颁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参见吴从周著：《民事法学与法学方法：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价值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页，注586。或许正是认识到不同的基本权利在功能上的不平衡问题，基本权利的功能理论也承认在某些权利中，受益权功能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另一些权利中，防御权功能居于主导地位。
[29]换言之，对基本权利的任何解释方案都必须取向于这种基本权利理论。[7] 1975年宪法第28条第二款：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
这是因为，各国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虽在文字上多有类同，但它们却表达了种种不同的国家哲学。社会权则体现了强烈的受益属性，要求国家积极作为。
概念法学的要义在于先从既有的法条建构出一个抽象概念，然后再从这个抽象概念出发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推导出新的法条来。[31]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理论恐怕有所不同。